上启《现场》| 城中村中有城市发展的“益生菌”
《现场》专访是《现场》报纸项目的专栏之一，建立于参展人在深圳的短暂或长期个体体验与经历之上，通过参展人分享其对城市与城中村的观点，阐述其过往作品与本次参展方案的设想和对本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题“城市共生”的理解。
《现场》专访——第2期
宋冬
1989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行为、录像、装置、摄影、观念绘画和戏剧等多媒介的当代艺术创作，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重要的观念艺术家。宋冬于2001年与艺术家尹秀珍一起创造了合作方式“筷道”，2005年与艺术家洪浩、肖昱、刘建华和冷林一起共同创建了集体创作方式的艺术小组“政纯办”。他的作品用东方智慧探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具有国际影响力。
应《现场》之邀，
宋冬在结束深圳大梅沙村考察后，
接受了采访。
文 | 上启艺术
大梅沙村内古树周围
Q1 在您最近《不知天命》的个展中，有个叫《三十六历》的作品，您回忆到一些跟深圳相关的事件，您能谈谈这个项目，或者说说深圳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A 《三十六历》画的是从1978年到2013年，按照每一年十二个月去做的挂历。其实就是记录在我整个记忆过程中还仍然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由此我会思考为什么我们都会有着一些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事情，而在别人记忆中非常深刻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其实就是情感的联系和境遇的特别将记忆一次次地加深。比如说深圳吧，我以前都是在报刊杂志和某些影视作品中看到或者听别人说的深圳，没有真实感受，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三十六历》作品局部 ©上启
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97年6月下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我来深圳之前，在我脑海中，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是需要“特区通行证”才能进来的地方。刚好1997年香港回归，我要在交接仪式的同时做一件和香港回归有关的作品，所以我必须要来到深圳。那个时候南山雕塑院邀请我参加一个南山当代艺术雕塑展。在九十年代，能呈现当代艺术实验的机构特别少，不像现在资源这么丰富，那时候呈现当代艺术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鲁虹、孙振华他们也是顶着各种压力让当代艺术可以在正式的场合与观众见面。
后来陆续来深圳的机会多了，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次。一是因为生活和工作很辛苦，完全不是我对深圳的想象，二是做了《填海》和《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水写时间一个多小时》这两件作品。
组委会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单元房，但卧室只有一个木板床，上面只有一张凉席，我那时比现在瘦，硌得我满身都是凉席印儿，生疼。我大概在那个地方待了一两个星期。不像现在都是住酒店，有一些比较舒适的条件。虽然那时条件相对艰苦，但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很知足快乐，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当时我生活很拮据，还要省下钱做作品，就花了大概二十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样骑着车往返雕塑院与住的地方，也骑车去深圳不同的地方看看，不用坐公交车，这样也能省点儿钱。当时做了《日晷》这件作品参加雕塑院的群展，我借助雕塑院给我来深圳的机会，做了《填海》和《水写时间一个多小时》。
虽然深圳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但是给我的感觉始终还是朝气蓬勃，大街小巷里头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整个平均年龄很低，大家也是干劲十足，对未来充满向往，效率很高，干的每一件小事都是立竿见影。那个时候深圳建设的气氛非常浓厚，商业的氛围也在慢慢起来。文化的氛围比较稀薄。2000年之后来了很多次来深圳，都是因为一些文化艺术活动而来，所以也感受到深圳的文化氛围在渐渐浓厚起来。深圳慢慢成为了大都市，城市各种建设和条件变得越来越便利。我在这边也有着一些朋友，也总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Q2 所以您对深圳的艺术氛围是怎么看的呢？
A 我对真正在深圳本土的艺术家了解得并不多，但像杨勇就是平时我联系得比较多的一位；像OCAT的黄专、何香凝美术馆的冯博一他们组织的一些展览和活动我也经常会参与；还有很多在OCAT、 何香凝美术馆、华 • 美术馆工作的朋友们，我也有所接触。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人和文化，这些非常有理想和实验创新精神的人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所以一提到深圳，我除了想到改革开放，就是想到这么一群文化艺术人，以及他们建立起来的这种文化关系。我觉得整个深圳的艺术氛围应该是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往前递进的一种状态。成为了这个地区的文化桥梁和纽带。像双城双年展这样的众多艺术项目，不断地通过建筑、艺术把城市的发展引向精神的维度。
Q3 您对城中村的印象是什么？
A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城中村的。因为它非常独特，是由人的需求不断地生长出来的。在深圳这么一个改革开放的特区城市，城市发展异常快速，需要大量的不同的人去建设。城中村它不是规划的，就像侯瀚如之前提过的“后规划”，我特别喜欢这个概念。城中村是由于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形成的，形成以后它就变成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氛围，每天也发生着有意思的事情。城中村是先有的村，后有的周边的城，这些租住在村中的人们就是建设周边城的生力军，城建起来了，村在城中成了城中村，虽然现在城中村也存在着一个“脏乱差”的问题，但是它拥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城市的润滑剂。它同时也存在着非常有益的一些东西，就像人类身上的益生菌。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很清洁，把所有细菌（包括一些益菌）去除， 把自己变成一种毫无生气的状况。所以我更欣赏的是由生活自然而然慢慢形成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种被规划、被控制的生活，城中村中有城市发展的“益生菌”。
南头古城街景
Q4 您对深圳的城中村和北方城中村的区别有什么看法吗？
A 南方和北方形成的区别，我觉得主要是由于气候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所以人的生活状态和方式不一样。在南方，不管是城中村还是城市，比方说在深圳，大家在户外生活活动的时间更长；城中村里有着各种店铺，各种生活圈，各种人混杂在一起，街道本身是一个交流的地方，人来人往热闹的氛围很浓厚。我从小生活在胡同里头，我把胡同称作“老百姓的生活广场”，那时候夏天家里没空调，大家就搬出小板凳，在大街上，或者在胡同里乘凉，聚在一起，孩子们做做游戏，大人们聊聊有意思的事情，就跟现在大家在微信上聊的事情是一样的。那种氛围让人的关系特别亲切，但现在这样的场景不多了，胡同被停放的汽车占据了。北方的城中村到了冬天街上很少有摊铺，都挪进了室内，所以看不到热闹的氛围。
在广场打牌的村民们
城中村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生活的不同需求，这里“长”一块那里“长”一块而慢慢形成的，在里面，大家彼此互融着。当然由于空间的拥挤，也存在着一些无奈，存在着交通不太通畅，存在着“脏乱差”等问题，但是由于生活成本的相对低廉，会吸引很多不同职业的城市服务者居住其中，“杂”是它的特色。你会感受到有一种活力在里面，非常有人气。我特别不喜欢一些死气沉沉的地方。这个世界有意思的不就是有人的存在吗？ 如果人们看到的都是冷冰冰的水泥和看起来很“规划”很“统一”的建筑，不论到哪儿都要花掉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在我看来，是一种浪费。例如一条马路被规划设计得特别大，便道也很宽，但是一整天也看不到多少人通过，因为价高没人居住，就更谈不上各种服务设施的建设了。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今天不谈这“浪费”本身复杂的利益链，是谈人在城市中的重要性，是觉得它缺乏一种“人气”在里面。在一个城市里，“人”的因素被抽离掉，再建成怎么样，它也成为不了城市，而只是一个巨大的模型。所以我觉得能聚人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地方，无论“人”这个因素如何，我觉得做好管理最重要，而且应该是有智慧的管理，而不是一刀切。
Q5 城中村的生活环境有否给过您创作的灵感？您有没尝试过在城中村中做一些艺术性的介入？
A 不能说只是城中村这个地方，其实在我整个工作方式里，我特别喜欢用“无界”这个理念来从事创作。在我看来，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线是非常模糊的，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区分得那么清晰，用艺术来解决生活中的困境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方式，我把这种方式叫做“无界解决”。所以我自己也在日常生活当中以自己的艺术方式解决我个人生活中的困境。
南头古城一隅
另一方面，我对有机会参与到公共艺术项目当中也非常感兴趣。我现在对公共项目的理解可能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我们可能做了一个大的雕塑摆在公共空间，就将它称是“公共艺术”，而现在更可能是做一些能够与当地人的生活产生关系，同时也能解决某种困境的创作。例如说，大家肯定都不愿意生活在垃圾堆里，环境又脏又差又容易生病。我希望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垃圾和废弃物，在垃圾和废弃物中，有一些也是有价值的存在。在它被运走之前，我们发现它，利用它，使它被接受。其实这也是共生的关系。
我现在在广州做的一个项目，关注的就是收废品的人，其实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是很重要的一批人，同时也是城管特别反感的一批人。因为他们收了废弃的纸盒子、瓶子之后需要整理，整理完后将这些东西堆放在街道旁，攒到一定程度后，再拉小车运去另一个更大的垃圾集散地。其实他们做的是最开始的工作——“合并同类项”——在做最开始的整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那种把这一些废品更加规整化的意识。散乱的堆放扰乱了街道正常的空间。那我就想，能不能在这些地方做些格子柜子，大大小小的格子像抽象的图案，横平竖直地把这些柜子固定在墙上，然后他们把每天收来的不同东西规整到不同大小的格子里。我们可以告诉他，废品放在外面就违反了规则，需要放在指定的柜子。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更好地规整这些废品，也不会占用太多公共的空间；而相对于路人，则是多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抽象现实主义”雕塑。这样我们并没有取缔什么，而是共同创造了公共艺术。
Q6 能不能谈下您《吃城市》系列的作品，比如您最近在加德满都和上海都做了这系列作品？
从2003年开始我一直在“吃城市”，满世界“吃城市”，最近一次在加德满都首届国际艺术三年展做的《吃坛城》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本身对曼陀罗，就是“坛城”这个仪式特别感兴趣。僧侣们花费很长的时间、极大的耐力，用彩色的沙子铺设出巨大而复杂的曼陀罗图案。仪式完成之后，他们将坛城用扫把扫去，最后空无一物。这种虔诚和对精神和物质的思考很打动我。这个仪式本身是宗教性的，加德满都是一个信奉神和佛的地方，举国的信仰，对曼陀罗的信息接纳是无缝的。我用饼干、巧克力、果冻等去搭造出一个直径五六米的曼陀罗的图案，花了五天时间，最后呈现了一个“饼干城市”。虽然这个作品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但它又是一种人的欲望，其实曼陀罗本身也是带着人的欲望的，把宝石磨成的彩色沙子，做为绘制曼陀罗的材料本身，就把物质的欲望变成了一种精神的价值。曼陀罗本身有很多图像和符号，有许多的暗示，但是我做的时候，保留了曼陀罗的基本形式，但图案和符号被建筑所取代，变成城市，它和当地有一些关系，但又不是一一对应。在我看来，全世界的城市都是相近的，《吃城市》是全世界城市的呈现，而不是一一还原。像我在里面也做了一个电视塔，观众会问是不是上海，其实不是，哪里都有电视塔，它只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吃坛城 ©网络
《现场》是起源于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的一个艺术项目，由上启艺术出品。它不仅关注艺术、建筑、城市文化，还反映民生、城中村生活，是一个与展览平行的媒体平台。每期《现场》均有固定版面与不同的艺术家合作，展示其纸本作品，呈现纸上作品展览现场的构想。该项目旨在融合展览活动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让专业人士和更多深圳市民关心城中村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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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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